(雇佣合同)仲裁条款的盛行以及影响——来自《纽约时报》的报道

上个月,《纽约时报》网站曾发布长篇报道《Arbitration Everywhere, Stacking the Deck of Justice》、《In Arbitration, a ‘Privatization of the Justice System’》以及《In Religious Arbitration, Scripture Is the Rule of Law》。报道的内容是,在美国,越来越多的公司在各类合同里(包括雇佣合同)写入仲裁条款,这类仲裁条款约定发生争议后双方选择通过仲裁解决纠纷,从而排除法院对于争议的管辖权,还要求禁止集体仲裁。本文主要编译与雇佣合同有关的部分。

在编译前,先来介绍一下背景。和中国的劳动争议的先裁后审不同,美国对于劳动争议实行仲裁制度。美国在1925年制定了联邦仲裁法(Federal Arbitration Act),但是根据最高院一开始的判决如Wilko v. Swan规定,即使一个合同规定消费者和卖家发生争议后只能申请仲裁不能向法院起诉,这类条款因为取消了消费者向法院起诉的权利而无效。但是到了1989年以后,这个案件被推翻。最高院在消费者、证券交易、银行等领域都确定仲裁条款有效。在雇佣法领域,1991年最高院通过Gilmer案确定,约定雇佣争议进行强制仲裁的条款可以排除年龄歧视案件的法院管辖权。最高院指出,通过同意让仲裁处理一个法定权利,合同一方不能禁止对方享有法律赋予的实体性权利,但是对方只能向仲裁机构(而不是法院)寻求解决方案。

而这几年仲裁条款的最新发展,就是法院承认合同中约定排除集体仲裁(class action)条款的有效性。比如2013年的American Express v. Italian Color。在另一起案件中,撰写意见书的美国最高院大法官Scalia认为,“当合同条款排除集体仲裁后,再要求实行集体仲裁,会干涉仲裁的基本特征。美国联邦仲裁法的主要目的就是保证仲裁能按照合同设定的条款实施”。

再回到报道。

报道介绍了仲裁在很多领域的应用,比如在金融消费领域,银行就通过仲裁条款,将纠纷解决限定在仲裁的渠道,并且排除了集体仲裁的适用。这一做法招致了很多人的批评。很多州法官将禁止集体仲裁条款称为免费出狱卡(get out of jail free),因为仅仅一个个体没有可能对抗一个拥有强大资源的公司。

具体在雇佣法领域,2013年,Applebee(美国一家连锁餐厅——笔者注)的员工曾经在雇主发起一个集体诉讼,由CharlesWalton代表雇员发起。Charles Walton说,Applebee让员工打扫地板,擦洗站位等,但是没有对额外的任务支付公平的报酬。Applebee的员工通常都依赖消费者给的小费,结果就是收入没有达到最低工资。但是Applebee一方要求法官驳回起诉,理由是雇员签署的雇佣合同工包含了“双方一致承诺将通过仲裁解决纠纷”的条款。公司的要求让法官很困扰,因为对于这类案件,有一个陪审团是非常重要。但是,法官也不得不服从最高院的判决将案件驳回,尽管在判决中,他也注意到法律事务的可悲状态(lamentable)。此时,Walton别无选择,只能选择仲裁,最后,Walton的仲裁也输了。

除了最低工资的问题,在雇佣歧视、性骚扰等问题上,雇主都是通过仲裁条款避开了集体仲裁,这也使得民权专家忧心忡忡,因为歧视性的雇佣事件将因为集体诉讼的消失而变得不受约束(unchecked)。

仲裁还有其他不利于雇员的地方。《纽约时报》也花了大量篇幅谈这个问题。首先,仲裁的结果几乎没有上诉,加州某个法院的法官就说,即使仲裁的案件有重大的不公平,他们也没有推翻仲裁员的决定。其次,仲裁员相比法院也拥有更大的自由,他们不受与利益冲突有关的司法规则的约束,一些公司也引导案子让更加友好的仲裁员去处理。相应的,根据采访和其他记录,一些仲裁员也通过培育与公司的紧密关系来获取业务。一个洛杉矶的仲裁员就直言雇员一方有内在的劣势,他反问,“如果一个人不再出现,为什么一个仲裁员要去迎合他?”

最后用卡多佐法学院一个教授的g概括结束本文:“仲裁相当于司法体制的全方位私有化(privatization),美国人的权利正在被剥夺。”

柯振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