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号之前关注了最高院前任大法官布伦南对于劳动法的看法以及他对劳动法案件的处理。本文则将最高院作为一个整体，讨论最高院法官的意识形态对于劳动法案件审判的影响。本文主要依据Spiller和Gely的《Congressional control or judicial independence: The determinants of US Supreme Court labor-relations decisions, 1949-1988》一文展开。因笔者介绍的内容有限，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参阅全文。
在论文中，Spiller和Gely不再将最高院视为一个纯粹的司法结构，而是假设其为一个利己主义的、意识形态导向的机构，不再服从先例中的传统法律规则。其次，最高院也服从其他政府机构（主要是国会和总统）所施加的政治利益的限制。在他们的模型中，最高院和国会互相影响，最高院的决定受到国会能力的限制。一个最简单的模型是，国会立法后，行政机构在执行时做制定法解释，法院（包括最高院）对行政机构的决定做司法审查。如果国会同意替代最高院的决定，那么国会的决定将成为新的法律，如果国会不同意重新立法，那么最高院的判决就成为法律。
随后，Spiller和Gely以劳动法案件为例，来验证他们的模型。首先，他们搜集了最高院从1949年到1988年一共判决的249个案子。每一个判决都会类型化，要么是支持工会，要么是支持雇主。其次，他们统计了最高院法官的意识形态，是民主党人还是共和党人。同时，他们利用“为了民主行动的美国人”（Americansfor Democratic Actions，简称ADA）这个机构编辑的（国会）政治家投票记录来确定国会的情况。考虑到最高院在决定是否做出支持劳工的判决时很可能会回应当时的经济情况，两位作者还搜集了通货膨胀和失业率作为宏观经济情况的代表。同时，因为最高院做决定时还可能受到总统的影响，因此还要整理那些年总统是属于民主党还是共和党。在此基础上，Spiller和Gely做了一个回归，考察最高院法官意识形态、国会情况、经济情况和总统的党派对于劳动法案件判决是否有影响。
统计结果显示，最高院法官的意识形态对劳动法案件审判有显著性的影响。最高院的民主党人越多，最高院就越可能做出有利于工会的判决。通常，多增加一个民主党大法官，最高院做出有利于工会判决的可能性增加5%。其次，宏观经济情况和总统的党派对于最高院的判决没有显著性影响。最后，由ADA的数据显示，最高院的审判还受到国会政治的影响，并且这个影响并不小。国会偏好的的微小改变会转化为最高院判决的微小改变。比如，当最高院比国会更加保守时（保守一般指支持小政府，反工会，更倾向于支持雇主——笔者注），国会的相关委员会中增加了倾向劳工的成员，那么最高院做出有利于工会判决的可能性也会有一个微小的增加。相反，如果最高院的偏好相较于国会成员的偏好处于中间位置时，最高院则根据自己的偏好来投票决定结果。
最后谈一下最高院和劳动关系委员会的关系。根据Chevron规则，法院在受理行政案件时，法院不是做事后批评的专业机构，要尊重行政机构的决定，而劳动关系委员会经常做出偏向劳工的决定，因此，作者假设最高院在审理劳动案件时会基于对于劳动关系委员会的专业能力的尊重，做出更多的有利于工会的判决。但是实际上，最高院的判决与劳动关系委员会的判决没有显著性的关系。
Spiller,P. T., & Gely, R. (1992). Congressional control or judicial independence:The determinants of US Supreme Court labor-relations decisions, 1949-1988. The 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 463-49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