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按：David Weil的著作《断裂的车间：为什么对很多人工作变得糟糕以及如何改进》（The Fissured Workplace：Why Work Became So Bad for So Many and What Can Be Done to Improve It）自出版后引起很大反响，《Comparative Labor Law and Policy Journal》曾经出专刊进行讨论。这本书重点讨论的是大公司不再喜欢直接雇佣员工，而是将业务不断外包给小公司，小公司为了获得业务不得不参与激烈的市场竞争，导致员工收入不断下降，社会上的收入差距也越来越大。笔者先编译一篇《纽约时报》的最新报道，介绍他的观点以及相关的研究。Eduardo Porter：Shaky Jobs, Sluggish Wages: Reasons Are at Home, https://www.nytimes.com/2017/02/28/business/economy/economy-labor-wages-subcontracting.html?_r=0
在过去的几个星期，川普总统并不忙着拯救工作岗位，反而，他集中精力（和推特）处理如何对移民关闭边界。
当他回来时，他可能会花费少量时间在印第安纳州装配空调公司[1]的工人上，同时花费更多时间在打扫川普高尔夫度假村和宾馆的女佣和清洁工上。
这并不是去控诉川普的虚伪——对将生产转移到海外的企业有偏见，但是所销售的川普公司的商品却是在孟加拉国生产，或者一边大声支持劳动者的事业一边拒绝在他的品牌资产上承认劳动者的权利。
相反，这是在讨论，因为纠结于将1970年代以来制造业岗位的流失归咎于全球化，川普正在错过一个更重要的工作岗位的转型：很多任务（包括经营自助餐厅、建筑维修与安保）的大量外包——外包给美国境内的低利润、低工资的分包商。
劳动关系的这一重组正在对控制工资上限和加剧收入不平等发挥巨大的作用，这种经济上的作用要大于全球化在这方面的作用。
大卫维尔（David Weil），波士顿大学Questrom商学院的管理学教授(在奥巴马政府的末期也曾领导劳工部的工资和工时部门)，称这一过程为车间的断裂（fissuring the workplace）。他上溯到1980年代，那个时候，为了应对提高季度利润的压力，公司开始分散非核心的任务。
当信息技术发展时，这一趋势也加速，使得公司更加容易标准化外包工作并进行监督。很多雇主使用外包来避免直接雇佣工人带来的一些混乱的后果——比如工会和规范车间的法律。
“这是故事的一部分，非常重要，但我们并没有关注它。”大卫维尔告诉我。
“领先的企业，那些直接雇佣工人并在经济活动中提供消费者认可的商品和服务的公司仍然保持高利润，并可能继续为劳动者提供慷慨的薪水。”他指出，“而那些工作已经被分散到其他次要部门的工人则面临更加有竞争性的市场条件。”
因为外包可以采取多种形式，这个趋势很难测量，但是很庞大。去年，哈佛大学Lawrence Katz和普林斯顿大学Alan Krueger（也是奥巴马总统的前首席经济顾问）的一个研究得出结论，独立承包商，待命工人，外包公司提供的工人以及临时工服务中介提供的员工，加在一起大约构成过去十年所增长的雇佣人数的94%。
如今，像这样的非标准雇佣安排占据了六分之一的工作岗位，大约2400万，比十年前多了900万。
这些工作中很多工作的报酬很可怜。2008年马萨诸塞大学Amherst分校Arindrajit Dube和斯德哥尔摩大学国际经济研究院的Ethan Kaplan，发现外包方式相当于是对清洁工处以高达7%的工资上的罚金，或是对保安处以高达24%的罚金。
国会的政府问责局（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Office）的结论是，教育领域的非固定工作——代课教师，兼职教师，诸如此类——每小时少挣了大约14%。在零售业，非固定工少挣了9.4%。遍及各个领域的非固定工很大可能没有医保。三分之一以家庭为单位的非固定工每年收入低于2万美元。这个比例是标准全日制工作岗位所雇工人的三倍。
外包工人的增长对于理解美国收入不平等加剧的标准增加了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之前的理解建立在科技将受教育少的工人甩在身后，接收他们的日常工作同时向受过更好教育的工人开放更有利可图的新工作机会这一理念上。
Katz解释说：“排序过的劳动者进入不同种类的公司将加大收入的差距，因为利润最高的公司的奖励将越来越多地流向一个更加有限的高报酬和高教育水平的工人团体以及流向股东。”
制造业已经经历了这个过程。通用汽车公司在鼎盛时期曾在美国雇佣了超过60万名员工，包括工程师，打扫车间的男人和服务咖啡的女人。虽然可以肯定工程师挣的更多，但是其他两类员工也分享了公司的成功。维尔先生论证说，通过对底层劳动者的支援，公平的标准将缩小一个公司内不同员工的工资差距。
外包制抛弃了这样的考虑。在那个时代苹果公司和通用汽车公司一样成功。但是他在美国只聘用了不到7万名员工。当他在公司保留了工程师、设计人员和类似的员工，公司不会去打扰那些对于创造有价值的新工具并不重要的员工。那些工作中很多人都为亚洲的富士康公司工作，在那里，利润更加微薄，工资也不高。
然而，这个趋势在制造业和海外外包业务中并不是独一无二的。这发生在整个国家的实体企业的车间，也正在蔓延到服务业，劳动力市场增长最快速的一个部门。
现在，宾馆前台的接待员不大可能是为宾馆工作。客车司机很可能不是为物流企业工作，而护士也不是为医院工作。煤矿开采和水力压裂（石油工程）的工作——甚至造船业都被抽走了。
虽然共享经济的规模还非常小——根据Katz教授和Krueger教授，仅仅雇佣了0.5%的非固定工人——但科技提供的力量使共享经济很可能更加分裂美国的车间。
这种工人的分类将使国民收入的更多份额流向股东并减少工人的份额。这个类型也与目前的证据一致，即大部分收入不平等的扩大可以被解释为组织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而不是组织内部收入差距扩大。
总的来说，Katz估计，被分类的员工进入高端产业的公司和低端产业的公司，可以解释1980年代以来美国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工资不平等的加剧。
那么，川普能为此做什么吗？当维尔先生在劳工部工作的时候，他主张外包业务的公司应该和分包商共同承担工资和工作条件的责任，因此外包业务的公司不能再简单地洗刷自己手上的责任。
但是，这不是修复一个简单的问题。就像维尔先生解释的“如何在这些商业系统的引擎上重新附加其中的一些义务？”公司将继续通过向更宽广的商业网络分流工作来寻求高效率。而采取禁止这种商业组织存在的政策也没有意义。像很多学者建议的那样鼓励工会作为一个工具来提高工资增长率，同样会加速这种分裂。
然而，可能存在一个地方有动力去鼓励提高劳动标准。一些雇主可能采取类似哈佛大学的同等政策（parity policy）系统，这个政策保证诸如保安或者咖啡馆员工等合同工，可以得到与可比较的哈佛大学工作人员同样的工资和福利[2]。
无论是什么困难，提出组织中正在进行的巨大转型似乎比同风车作战希望实现1950年代美国制造业的伟大复兴要有意义的多。
[1] 印第安纳州空调装配公司即Carrier公司，川普上台后，该公司同意不将业务转移到墨西哥。
[2] 比如，外派员工（vendor employee，指为这个公司工作，但并非不是这个公司的员工）所得的薪水与哈佛大学在相对应的服务岗位上的工资相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