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大学教授Cynthia Estlund曾经在她的《After Work: Automation and Employment Law》（后工作时代：生产自动化与劳动法（上））一文中提到Andy Stern在卸任美国服务业雇员国际工会主席后，蛰伏五年，终于推出一本重量级的著作：《提高下限：全民基本收入如何复兴经济和重建美国梦》（Raising the Floor: How a Universal Basic Income Can Renew Our Economy and Rebuild the American Dream）
这本书的前半部分基本就是Andy Stern的自传，讲他如何走上工会岗位，成为工会领导以及为何急流勇退，走遍美国来寻找劳工保护的方案。作者认为，劳动者面临多方面的冲击，科技特别是自动化的影响首当其冲，大量工作被机器替代。劳动关系也经历了断裂化，很多劳动者都是以分享经济的模式在工作，全日制的工作模式日渐碎片化，而后果则是劳动者的收入持续下降，社会的贫富差距日益扩大。
从第七章开始，作者就开始探索怎么处理这些社会问题。作者列举了提高最低工资、通过科技提高公共教育、投资基础设施等方案后，开始讨论这本书真正的重点，全民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全民基本收入是指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公民在无需任何先决条件的情况下定期获得一定收入。
在第八章，作者回溯了从美国独立战争开始，美国的很多学者就提过类似的想法，从托马斯潘恩一直介绍到米尔顿弗里德曼以及哈耶克，还包括马丁路德金。除了讨论这些观点，作者还介绍了一些地方实践，比如阿拉斯加的永久基金也是秉承了这一理念。阿拉斯加的永久基金来自该州的石油收入，然后向全体居民分红。近年来，荷兰、加拿大等地则直接实施全民基本收入的社会实验。
接下来，作者讨论了全民基本收入的利弊。优点方面，可以给工人更多的自由和选择，并且当机器自动化大量代替劳动者时，劳动者不至于因此陷入贫困，构建了一个社会安全网。缺点方面，这一不附条件的收入会使劳动者越来越懒惰吗？作者认为不会，为了过上舒适的生活，大部分人仍然会去工作，全民基本收入只是让部分劳动者避免去做收入抵不上付出的工作。全民基本收入也不会像一些最低保障一样给穷人带来污名化（stigma），不会打击他们寻找工作的努力。
那么，全民基本收入如何实施呢？作者提了一个大胆的设想：向每个成年人每年发放12,000美元。作者也提出了筹钱的方案：首先，停止联邦和州的126项社会福利项目，包括停止食品券、住房补助等项目，转移到全民基本收入项目。其次，在不改变养老金体系（很多人已经缴费）的前提下，对未来一代的退休项目进行调整，并创建不以雇主为基础的更加有成本效益的医疗保险，最后是政府支出和抵税优惠的重新调整，以及寻找其他财政来源，比如开征金融交易税。一言蔽之，既要开源比如征收新的税，也要节流，比如停止现行的社会福利项目。
美国社会现在对全民基本收入关注也比较多，比如前副总统拜登前些天撰文表示他并不认可全民基本收入方案。他认为，尽可能促进就业是一条更好的道路，要探索如何改善教育系统，帮助培训并让劳动者找到工作。在工作的本质发生变化的新经济中，要探索如何保障员工能在经济中持续地获得收入和保护。我站也会继续关注这方面的讨论。
Biden rejects universal basic income idea popular in SiliconValley, 链接：http://thehill.com/policy/finance/351186-biden-rejects-universal-basic-income-idea-popular-in-silicon-valley
Stern, A. (2016). Raising the Floor: How a Universal Basic Income Can Renew OurEconomy and Rebuild the American Dream. PublicAffair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