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按：Louis Hyman认为，工作的不稳定性是公司和政策制定者决策的结果，Uber并没有创造灵活就业，只是利用了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的灵活就业。在本文中，Hyman还举了一个例子，虽然人力资源外包在上个世纪50年代就出现，但是直到70年代才迅速发展，这也源于公司理念的变化。（Louis Hyman: It’s Not Technology That’s Disrupting Our Jobs,https://www.nytimes.com/2018/08/18/opinion/technology/technology-gig-economy.html）
当我们在学校里学习工业革命（Industrial Revolution）时，我们听到了很多关于工厂和蒸汽机（可能还有动力织机）的事情。我们被教导说，特技创新推动了社会变化，并彻底地改造了工作的世界。
同样，当我们谈论今天的经济，我们关注智能手机、人工智能和各种手机应用。在这里，科技的不可阻挡的进程也被认为要对扰乱传统的工作负责，科技淘汰了拥有稳定工资的劳动者，逐步引入的是独立合同工、顾问、短期用工和自由职业者——所谓的共享经济。
但是这个叙事是错的。劳动的历史显示科技通常并不推动社会变化。相反，推动社会变化的通常是由我们所做出的如何组织我们的世界的决定。只有在后者的情况下，科技才会乘虚而入，加速并且巩固这些社会变化。
这个洞察对于任何关心共享经济的不稳定性和其他缺点的人来说是重要的。因为它提醒我们，工作的性质不是科技进步的不可避免的后果，它一直都是社会选择的问题。它不是算法的后果，而是公司和政策制定者的决定的集合。
考虑一下工业革命。在它发生之前，也就是19世纪之前，另一场革命在18世纪就发生了，历史学家称它为“工业革命”（industrial revolution，注意此处是小写的工业革命。小写的工业革命主要指技术上的革命，而本文开头所提到的大写的工业革命，侧重指围绕这场技术改变发生的经济转变，下文带引号的均为小写的工业革命——译者著）。在这个革命前，人们在他们所生活的地方工作，可能是一个农场或者一个商店。比如，纺织的制造依赖于独立农民的组织网络，这些农民旋转纤维并编织衣服，他们凭自己的力量工作，他们也不是劳动者。
但是在这场“工业革命”中，制造商将农民聚集到一个屋檐下，在那里劳动被分工并且受到监督。家庭世界和工作世界第一次被大规模地分开。人们不再控制他们是如何工作的，并且他们获得的是工资，而不是直接分享他们辛勤劳动所获得的利润。
这是工业革命的必要的前提条件。一方面工厂的技术巩固了这个发展，但是只有当人们与工作的关系已经发生变化时，工厂技术的创新才是可能的。如果农民还是在家制作衣服，那么动力织机对这个组织网络无法发挥作用。
对于今天的电子革命，道理也一样。当它经常被描绘成第二个机器时代时，我们当下的历史时刻可以被更好地理解为第二次“工业革命”。在过去至少四十年，它一直在发展进程中，包括从1970年开始，一个相对稳定的战后工资工作经济的倒塌，以及后工业主义和服务经济的兴起。
在过去的四十年里，我们已经看到了对散工、办公室临时工、外部顾问、合同组装工、兼职教授、黑水雇佣兵和其他递交IRS Form 1099人群的使用的增加。这些工作跨越了收入的阶层，但是他们分享了这些工作在后1970年经济中似乎应有的共同点：这些工作是短期的并且是不稳定的。
在过去的10年中，94%的新工作已经在传统雇佣关系之外出现。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工人，和一半的年轻工人，已经加入了工作的另一种世界，作为他们收入的主要来源或者补充来源。
互联网技术显然已经强化了这个发展（即使大部分自由职业者还是保持线下的工作方式）。像Uber公司和像TaskRabbit这样的在线自由职业者市场已经被创建并利用这些已经独立的劳动力。他们不是创造了这些劳动力。他们的科技正在解决已经存在的不稳定工作世界的商业和消费者问题。Uber是一个症状，不是原因。
值得强调的是，临时工“科技”——以及使用它代替全部劳动力的可能性——在公司决定开始使用它时已经存在了很多年。今天的手机应用是雇佣临时工的一个简单的方法，但是真的比1950年时打电话雇佣工人更容易吗？
事实上，二战后不久，一个叫Elmer Winter的密尔沃基人成立了Manpower公司，第一家重要的外包公司，来提供紧急事务秘书。到50年代末期，Winder已经得出结论，Manpower的未来增长将代替整个劳动力市场。他刚好在那个独一无二的位置去教育美国公司如何减少工人数量，因为几乎全部财富500强公司都使用了它的服务，并且Winter也尝试这么做。
即使Winter已经能非常容易地证明外包服务更便宜，但是说服这些公司放弃他们过去的用工模式，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几乎没有公司接受了他的要约来改变用工模式。高利润是可能的，但是没有随着大萧条而来的雇主和雇员之间的道德协议那么重要。
是什么改变了公司的决定？1970年以来，公司的一个新的金融视角兴起，以及一个偏爱股票和债券价格甚于生产、偏爱短期利润甚于长期投资的哲学的兴起。精益（lean）公司组织理论（即日本的准时化（just in time）生产方式——译者著）变得流行，特别是那些被管理咨询师和商业领袖所推销的理论。
大公司一直有他们的批评者，但是在70年代之前没有人会认为小公司比大公司运转地更好。大公司有资源，有规模经济，有职业化的管理人员，还有很多期权。但是后来，像“小”、“有效率”和“灵活”这些术语开始看起来像同义词。并且，当精益公司组织方式兴起后，劳动力变成消费品，而工作变得更加不稳定。
我既不是支持临时工也不反对临时工（或者外部顾问，或者自由职业者）。如果灵活经济的出现是全部好或者全部坏，那么就不需要对它做一个选择。对一些公司来说，共享经济的兴起代表了从美国公司的窒息的世界中解放出来。
但是对于工人中的大多数，共享经济的自由仅仅是让人感到害怕的自由。这个自由割裂了公司和雇员之间的义务。在我们的法律和传统中，美国人民曾经艰苦奋斗来使得这些劳动保护被奉为神圣，如今这些保护都坍塌了。
我们不能让时光倒流，但是也不能让工作的不稳定性变成必然。就好像在二战后我们设法使工业化让产业工人获益，如今我们需要创造新的规范、制度和政策来使得电子化让今天的工人获益。专家已经提供了一些路径——可转移的利益，全民基本收入和工人的再分类——但是无论这个选择是什么，需要记住的重要事情是我们拥有选择。
不稳定不是科技发展的无法避免的代价。只有通过理解这个现实，我们才能行动起来，让资本主义为我们工作，而不是让我们为它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