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两天，《纽约时报》刊登了专栏作家Nicholas Kristof的一篇文章(McDonald’s Workers in Denmark Pity Us, https://www.nytimes.com/2020/05/08/opinion/sunday/us-denmark-economy.html)。文章从新冠疫情中丹麦和美国在劳动法领域的不同回应谈起，又借一个丹麦麦当劳员工的视角比较了两国的劳动法。这篇文章虽然不是一篇严肃的比较劳动法文章，但是借一个外国人的视角反思美国劳动法的问题，还是很有意思。
文章第一部分谈的是新冠疫情中丹麦和美国劳动法应对失业的不同思路。本站之前的文章（《纽约时报》：美国为什么选择大规模失业？）已经做了报道。如今一个多月过去了，丹麦的失业率依然维持在4%到5%，而美国的失业率，上个月已经攀升到14.7%。Kristof认为美国虽然在经济刺激、失业保险等方面投入了巨额资金，但是对于减少企业裁员方面还是不够严肃。欣慰的是，现在很多美国人开始称赞欧洲方案，包括共和党的参议员Josh Hawley也在提倡欧洲这种做法。
在这里，Kristof还提到了瑞典。他认为，虽然一些美国人也推崇瑞典模式——因为瑞典没有实施大规模的封城，但是从结果上看，每百万人中新冠病毒带来的死亡人数，丹麦只是瑞典的三分之一，并且外界普遍预测今年丹麦的经济将好于瑞典的经济。
接下来，Kristof开始谈丹麦的麦当劳员工。他说，在丹麦的麦当劳，如果加上各种福利补贴，一个麦当劳员工每小时的收入达到了22美元，而美国的麦当劳员工，依然还在争取每小时15美元的工资水平。作者不禁怀念起美国1945年至1980年的劳动关系黄金年代，那个时代美国经济增长迅速，工会比较强，也没有严重的经济不平等现象。
此时，Kristof还插入了美国大选的话题。对于民主党提出的应对经济不平等的各类方案，共和党给民主党贴上了社会主义的标贴，指出这将会摧毁美国经济。那么，以丹麦为例，高税收高福利真的会毁掉经济吗？Kristof认为，答案是否定的。举个例子，高福利并不导致劳动者变懒。在丹麦，16岁到64岁之间的人口，有79%都在参加劳动，比美国还高出5个百分点。
最后，Kristof又回到了丹麦的劳动法。麦当劳员工工资高，是因为强大的政府监管吗？否，丹麦并没有全国性的最低工资立法。丹麦劳动者的工资高，一个原因是工会的强大，有80%的劳动者都被集体合同覆盖。美国和丹麦的工会形式也不一样，丹麦的工会属于部门（行业）工会，比如整个快餐业（无论是麦当劳还是肯德基）都被一份统一的快餐业集体合同覆盖，而不像美国，工会是建立在企业层面。
丹麦人工资高的另一个原因是人力资本高，或者说受教育水平高。这又带出作者想谈的最后一个话题，即丹麦人愿意投资儿童。具体来说，丹麦有非常好的托儿所，并且低收入家庭的儿童可以免费托儿所。在托儿所里，孩子们除了学习知识，还学习社会交往和创造力。因此，托儿所不仅解放了双职工父母可以安心去上班，更帮助培养下一代的公民精神。这也可以解释，根据丹麦法律，如果一个儿童生活在一个不说丹麦语的家庭，那么该儿童会被要求进入托儿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