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政府如何利用《美墨加协定》保障工会权利

上一篇我们介绍了《美墨加协定》中的工会条款(《美墨加协定》中的工会条款),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条款就是快速反应劳工机制,这篇主要介绍拜登政府如何利用这个条款保障工会权利。本文编译自Robert Kuttner撰写的Biden’s 180-Degree Shift on Trade Policy(https://prospect.org/topics/robert-kuttner/),由南开大学法学院张崇杨同学翻译,本人做了校对。原文篇幅较长,我们只是选译了一部分,想要阅读全文请可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柯振兴

拜登政府在贸易政策上的180度大转变

由于新版《美墨加协定》(USMCA)中的快速反应机制(Rapid Response mechanism),贸易现在正被用作保护工人权利的手段。

上周(当时还是八月份——编者注),在美国贸易政策的历史上,革命性的事情发生了。政府利用贸易法来帮助劳工,而不是帮助资本。

政府做法的转变赋予了全球化新的政治意义。只要有正确的政策,国际贸易就不必催生成一场“逐底竞争”。它甚至可以启动一场“登顶竞赛”。谁知道呢?

这起案件涉及一家名为Tridonex的汽车零部件公司,该公司位于墨西哥边境城市马塔莫罗斯(Matamoros)。Tridonex的所有者是费城的Cardone Industries公司,而这家公司又由一家加拿大的对冲基金所有!Tridonex生产的产品比如翻新的二手刹车。公司将大部分产品出口到美国,这是《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促成的将劳务外包至墨西哥的典型案例。

但在2019年,国会中的民主党人和特朗普的贸易主管罗伯特·莱特希泽(Robert Lighthizer)重写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后续协议名为《美墨加协定》,包含了严格的、可供强制执行的劳工权利条款,用以保障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的工人不受侵扰地行使组织和加入工会的权利。

根据参议员谢罗德•布朗(Sherrod Brown)的构思,在精巧的快速反应机制之下,如果墨西哥一家工厂的工人权利被剥夺,美国可以对该工厂的出口产品征收关税,海关则可以直接阻止这些产品进入美国。

下面是快速反应机制在Tridonex案例中的应用。墨西哥法律保障工人加入工会的权利,但这种权利实际上却被一个称为“保护工会”的公司工会剥夺了。如果一家公司有一个“保护工会”,这在名义上符合墨西哥法律,但是工人们就不走运了——直到《美墨加协定》改变了游戏规则。

两年来,Tridonex公司的工人们一直试图加入一个真正的工会,即全国工业和服务业独立工会(SNITIS),大致相当于美国的服务行业雇员国际工会(SEIU)。超过600名员工被解雇。公司以新冠病毒为由裁减了被认为是支持独立工会的员工。

今年5月,美国的劳联-产联(AFL-CIO)、服务行业雇员国际工会和消费者权益保护组织Public Citizen根据《美墨加协定》中的快速反应条款提起了申诉。美国贸易代表证实了申诉的有效性并威胁报复,之后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他们就和该公司达成了和解协议。

根据协议,154名工人将获得总计60万美元的补发工资(每人约4000美元),墨西哥政府承诺,将监督该公司进行一次公正的工会选举。这其实是一个不太理想的状况,因为公司以感染新冠病毒为由裁员,使得要求被解雇的员工复职很困难。补发工资是一种退而求其次的补救办法。著名的墨西哥劳工律师苏珊娜·普列托(Susana Prieto)曾因代理独立工会和工人而入狱,她称该协议只是第一步。

协议的棘手问题还在于,位于美国边境的墨西哥的州政府往往与保护工会传统。而由进步派总统安德烈斯·曼努埃尔·洛佩斯·奥夫拉多尔(Andrés Manuel López Obrador)领导的墨西哥国家政府,负责确保墨西哥履行其在《美墨加协定》中的承诺,但实际上它的管辖权还要与各州政府共同分享。

在另一个更加明确的案件中,拜登政府没有等待工会申诉,而是直接采取了行动。此前,有关侵犯工人权利的申诉通常由工会提起。该案也是在5月份发生的,涉及到通用汽车公司(General Motors)在锡劳镇(Silao)的一家工厂,这家工厂生产出口到美国的轻型卡车。

在通用汽车公司一案中,工人们成功地获得了一次选举,投票决定是否加入一个真正的工会,而现任工会却被当场发现往投票箱里塞选票。在这种情况下,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的调查人员采取了强有力的措施,最终通用汽车公司和墨西哥政府达成了补救方案,同意在来自国际劳工组织(ILO)的国际监督员的监督下重新进行选举。

新的选举必须在8月20日之前举行。通用汽车公司必须一丝不苟地保持中立。如果选举被认为不公平,锡劳通用汽车厂将面临加征关税或卡车被拒绝通过美国海关的后果。

研究贸易政策的专家们可能会意识到,快速反应机制是对旧的“投资者-国家”条款(investor-state provision)的颠覆。该条款原是《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一部分,但被明确从《美墨加协定》中移除。在“投资者-国家”条款之下,如果投资者或公司主张国内法规侵犯了他们的贸易权利,他们可以向《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特别法庭提起诉讼。这种诉讼往往演变为一场荒谬的争论,好在现在终于摆脱了这种情况。向墨西哥进行劳务外包确实被用来削弱了工人的权利——但是现在,工人们获得了真正的救济措施。

这一贸易政策的180度大转变表明,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两党总统原本可以利用贸易协定来削弱资本管制和保护国内工人,但他们却没有这么做。这再一次证明了:人事就是政策。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与劳动部密切合作,而劳动部又与美国和墨西哥的工会密切联系,以查明侵害劳工权利的情况。劳动部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最高联络人是负责国际事务的副部长西娅·李(Thea Lee)。

Prospect网站的读者可能知道这个名字。李曾任经济政策研究所(Economic PolicyInstitute)所长,在此之前的20年里,她曾是劳联-产联的高级职员。

在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该机构负责人凯瑟琳·泰(Katherine Tai)和劳动部长马蒂·沃尔什(Marty Walsh)都是快速反应机制的强烈支持者。泰的幕僚长是诺拉·托德(Nora Todd)。此前,作为参议员布朗的首席经济和贸易政策顾问,托德制定了快速反应机制的细节。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负责劳工事务的助理是乔希·卡根(Josh Kagan),他曾在劳动部贸易和劳工事务办公室(Officeof Trade And labor Affairs)担任高级职位。

Robert Kuttn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