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是Erik Loomis在2017年撰写的关于贸易和劳工保护的构想，也可以结合这两年的一些实践阅读（比如拜登政府如何利用《美墨加协定》保障工会权利）。原题：A Left Vision for Trade，https://www.dissentmagazine.org/article/left-vision-trade-tpp-isds-international-law）。全文较长，感谢南开大学法学院的张崇杨同学翻译，供参考——柯振兴
2016年美国大选显示出对于全球化前所未有的政治反对。虽然奥巴马总统将通过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作为一项首要任务，但希拉里·克林顿和唐纳德·特朗普都在竞选总统时表示反对该协定。最终，将拒绝该贸易协定作为其竞选纲领核心的特朗普赢得了选举。
对特朗普来说，谈论贸易发挥了本土主义的功能：他指责墨西哥和中国工人偷走了美国制造业的工作岗位，但忽视了企业在世界范围内剥削廉价劳动力和打压本国工会的政策。在民主党方面，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对TPP的尖锐反对，促使长期支持贸易协定的克林顿改变了想法。
特朗普和克林顿都以TPP对美国就业构成非常现实的威胁为由，解释他们对于TPP的反对。但不管有没有TPP，全球化都不会消失。那么，我们如何才能让它变得更加公平呢？
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等以前的贸易协定一样，TPP的关键问题在于：它允许企业在全球各地无休止地寻找更廉价的劳动力，从而支持资本流动。目前的贸易政策鼓励企业追求逐底竞争（最低的工资和最弱的污染标准），这意味着工人们永远没有时间或者稳定性组织起来争取更好的条件。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工人的命运，与全球发展中国家工人的命运紧密相连。只要企业能够轻松地将工厂转移到国外，美国、英国和加拿大的工人就无法维持有尊严的生活，孟加拉国、斯里兰卡和洪都拉斯的工人也永远无法创造出有尊严的生活。
有一些办法可以削弱资本家将制造业转移到劳工和环境标准最为宽松国家的动机。不同于简单地拒绝贸易协定，或者屈从于特朗普关于外国工人“偷走了美国人工作”的言论，左翼人士应该利用TPP的政治势头，呼吁出台相应的政策，明确企业责任，赋予为美国企业生产产品的工人权利，而无论这些企业把工厂建在哪里。特朗普的当选将给工人们带来巨大的挑战——我们应当预见到他对工会权利的直接攻击。与此同时，左翼也不能将贸易议题拱手相让给保守派。
相反，我们必须寻求吸引工薪阶层的关注，他们要么投票支持特朗普，要么对克林顿毫无兴趣，根本就没有投票。在贸易政策上阐明进步路线，追随伊丽莎白·沃伦、谢罗德·布朗、伯尼·桑德斯和基思·埃里森等政治家的脚步，同时寻求用新思想引导这些政治家，这应当成为劳工左翼的主要目标。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在接下来的四年里为全球劳工推进一项积极的议程，既反对过去四十年主导全国辩论的新自由主义，又支持世界各地的工人争取自己权利。
明确企业责任
美国已经制定了一些有关全球劳工标准的规则。例如，1974年的《美国贸易法》（U.S. Trade Act）授权总统消除那些违反“在最低工资、工作时间和职业安全与健康方面可接受的工作条件”的不公平的对外贸易做法。但外交政策的目标通常会取代对劳工标准的关注，并且执行力很差。因此，到目前为止，这些国内法律和政策的效力是十分有限的。
解决这些缺陷的第一步是通过一项我称之为《企业责任法》（Corporate Accountability Act）的新法律，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经营的美国企业都将受它约束。这样一项法律需要包含监管功能，以监督和惩罚不守规矩的企业。《企业责任法》还应当设定基本的污染标准和工作场所标准，根据工厂所在地规定最低生活工资，禁止体罚工人，禁止对工会组织者实施暴力等等。或许最重要的是，它将寻求让企业对其供应链承担法律责任，迫使沃尔玛（Walmart）或者塔吉特（Target）这样的企业对其工厂的条件负责，而无论这些工厂被设置在哪里。
当然，一项新的法律并不能解决执行的问题。对此，一种方法是向海外的劳工和公民开放美国法院，以便他们要求执行美国的条约和法律。具体来说，积极分子主张适用1789年的《外国人侵权索赔法》（ATCA），该法案允许在国外侵犯员工人权的企业在美国法院接受审判。根据这项法律的规定，如果外国公民因为“违反美国法律或者条约”的行为受到损害，美国地方法院有权受理他们的诉请。在1980年的Filártiga诉Peña-Irala案中，美国法院裁决，巴拉圭国民可以依据ATCA起诉另一个生活在美国的巴拉圭国民，指控其在该国独裁统治期间对其施加酷刑。这为美国法院审理一系列海外犯罪案件打开了大门。
在2013年的Kiobel诉荷兰皇家石油有限公司案中，尼日利亚人起诉外国石油公司帮助本国政府折磨和杀害抗议石油勘探的平民,美国最高法院最终支持了石油公司,声称该诉讼并不涉及美国企业,因此不应由美国法院审理。但这一裁定并没有关闭针对在海外经营的美国企业提起诉讼的大门，尽管从法律层面来看，能否直接起诉供应链上的企业尚不明确。利用这部法律为那些想要在美国销售产品的企业建立起一个全球监管制度，具有很大可行性。
虽然特朗普和国会的共和党人不太可能支持如上所述的一项新法律，不太可能慷慨地解读ATCA，也不太可能任命支持工人而不是石油企业的法官，但我们必须鼓励那些支持公平贸易的政治领袖们，比如参议员谢罗德·布朗（Sherrod Brown）等人，我们要反复提出这样的倡议，争取民主党人的支持，并让共和党人敢于投出反对票。这种做法将标志着民主党和共和党在贸易和经济问题上立场的显著不同。特朗普时代终将过去，到那时，我们的组织和运动必须准备好一个清晰的构想和方案，以让企业承担责任，让工人得到保护，不仅在美国国内如此，在美国国外亦是如此。
美国的工会往往很难去构建国际劳工团结。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外国工人或者移民工人经常成为美国工人们憎恨的对象。2016年，这种情绪促使大量工会成员投票给唐纳德·特朗普。出口民调显示，只有51%的工会家庭投票给了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这是自1984年沃尔特·蒙代尔（Walter Mondale）以来民主党人获得的最低投票比例。展望未来，美国劳工运动需要将全世界的工人视作盟友，拒绝那些让不同国家的工人陷入不和的分裂言论。通过组织一场争取更加公平的全球经济的国际运动，打破国家框架以及相匹配企业的限制，这是挑战本土主义的一个重要环节。鼓励外国工人在美国法院寻求赔偿，可能会是这一战略的核心部分。
更好的贸易协定
《企业责任法》（Corporate Accountability Act）并不会阻碍贸易协定，它只会确保美国企业在符合标准的前提下生产产品。事实上，美国政府在促进公平贸易方面还可以做得更多。1997年，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为了达成新的贸易协定，请求延长“快速通道授权”（fast-track authority）的期限，但众议院最初拒绝了他的请求，克林顿总统不得不表示，他会认真考虑劳工关切的问题。随后，克林顿同意了美国工会提出的一项建议，向柬埔寨政府提供激励措施，以改善制衣工人的工作条件。克林顿政府与美国劳工之间最终达成妥协，允许柬埔寨工人成立工会，以换取《多种纤维协定》（MFA）下柬埔寨出口配额的增加。（MFA是1974年规定世界各国服装出口配额的国际协定。）柬埔寨工人每周工作48小时，每月获得50美元的收入，这对于一个人均年收入仅为350美元的国家来说，是一个显著的增长。工人们还拥有了十几个联邦假日、带薪假期、病假和产假。这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个为外国工人制定有可供执行的劳工条款的自由贸易协定。
在一段时间里，这个计划运行得相当不错。在国际劳工组织（ILO）的监督下，柬埔寨的服装出口和工会数量同步增长。服装制造商与工人们签订了工会合同。尽管这个系统并不完美，工厂主试图避开这些规定，并指导工人们如何应付ILO的检查员。但是它带来了显著的进步，并展示了政府是如何可以改善工人的生活的。
2005年，美柬贸易协定随着MFA的终止而结束。柬埔寨现在不得不在没有ILO检查和工会合同的情况下与世界其他国家竞争。在2005年配额结束后的几周内，工作条件恶劣的地下血汗工厂出现了。柬埔寨工人眼看着他们的工会协议很快被撕毁，他们的工资也降到了行业中的最低水平。(2001年至2011年，柬埔寨服装工人的工资下降了17%。)这个故事深刻地揭示了全球劳工体系在有监管和没有监管情况下的差异。但我们应该吸取的教训并不是这些协定注定要失败。相反，柬埔寨的经历告诉了我们，如果我们提出要求，美国政府在改善劳工条件方面能够做到多少。
特朗普政府——或者说特朗普的支持者们——不太可能关心柬埔寨工人。但左翼人士可以明确地表述并努力实现一种新的贸易构想，在美国工人（包括那些即将关闭的工厂，比如印第安纳开利工厂的工人，他们因为自己的工作机会被转移到墨西哥而愤怒地投票给特朗普）和那些为海外美国企业辛苦工作的工人之间建立起联系。这要靠我们制造并不断地施加压力，从而同时引起左翼和右翼政治家们的注意。
工会在这里可以发挥核心作用。作为今年早些时候针对Verizon公司罢工的一部分，美国通信工人协会（CWA）向该企业在菲律宾的呼叫中心派出了调查人员。他们发现Verizon公司在剥削那些被迫无偿加班的员工们。在CWA派员调查后，Verizon派来了武装保安力量作为回应。CWA的这种行动，抨击了企业对美国就业机会外包的主张，引起了人们对全球劳工剥削的关注，并为美国左翼如何参与关于贸易政策的讨论提供了一条道路。这样的行动对美国和菲律宾的工人都更有价值。建立这样的国际团结将是我们打击特朗普主义的广泛斗争的核心。
重新改造ISDS
多数左翼人士将反对TPP的矛头直指那些扩大“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ISDS）”法院的条款。ISDS是一个域外法律体系，允许企业就利润损失起诉国家政府。这些法院只对企业提起的诉讼开放，而当外国政府通过新法律或者执行现有措施保护工人或者环境时，这些公司往往就会起诉该国政府。2010年，菲利普莫里斯公司（Philip Morris）起诉乌拉圭通过的反吸烟法案，宣称该法案损害了自己的根本利益，这起案件意在威胁其他国家不要与该烟草公司发生冲突。这场官司打了六年才最终被法院驳回。在萨尔瓦多，当地法院认定一家矿业公司对于一个村庄的铅中毒负有责任，随后世界银行（World Bank）下属的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InternationalCenter for Settlement of Investment Disputes）法庭裁定，该国法院的主张是毫无根据的。总之，ISDS法院迄今为止一直被企业和经济精英所利用，仅仅成为了一种使得国家受制于企业利益的手段。
许多的批评人士都希望看到ISDS法院被废除，甚至最高法院的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也表示，它们“事实上使得美国的立法、行政和司法权威行为归于无效”——换句话说，它们可以凌驾于美国法律之上。为了确保非民主的法院不会推翻美国法律，左翼和至少一些共和党人未来可能会在这方面展开合作。但是，规范国际商业和贸易也需要国际法院。与其主张关闭这些法院，我们更应该要求它们开放给各国公民，让他们可以起诉那些侵犯其权利的公司。这也有助于解决迄今为止国际劳工条约存在的一个主要问题，即由于发达国家的反对，这些条约无法被执行，而这些国家的企业在南半球对廉价劳动力进行了大量投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目前正在努力制定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条约，以管制跨国公司对人权的负面影响。
如果ISDS和世界银行等机构内部管理贸易协定的相关国际法院得以开放，公民、工会和环保组织就可以利用它们来要求西方企业对其整条供应链上产品的生产条件负责。就像企业以利润损失为由起诉政府一样，工人和公民也可以起诉企业窃取工资、肆意污染和对工会组织者实施暴力。类似于《外国人侵权索赔法》或者柬埔寨贸易协定，但不同的是在国际层面上，美国可以在其贸易协定中商定一个民主的ISDS法院。当企业违反所在国的法律或者国际劳工和环境标准时，我们可以利用法院来确保其承担法律责任和经济损害赔偿。
如果海外的工会没有能力要求他们的政府执行工作场所安全标准，他们在美国的盟友应该能够为他们做这件事。例如，2013年孟加拉国的Rana Plaza工厂倒塌，导致1138名服装工人死亡，沃尔玛否认其服装是这家工厂生产的。后来证实，Rana Plaza确实为沃尔玛生产服装。灾难发生后，该公司拒绝进行任何可以实施的安全改革。尽管孟加拉国工人缺乏从沃尔玛获得赔偿的追索权，但他们在世界各地的盟友应该有权对沃尔玛提起诉讼，起诉他们在供应链中违反基本的劳动安全标准。与目前帮助企业损害国家法律的机制相同，法院也可以转而帮助工人追究这些企业的责任。
通过打破全球“逐底竞争”的现象，执行国际劳工法规不仅会帮助孟加拉国和斯里兰卡的工人，也会帮助美国的工人。而且，它还可以帮助我们与那些为了将美国的就业机会留在国内而竞选的政策制定者们结成同盟，这其中既包括民主党人，甚至也包括一些共和党人。它将利用特朗普支持者们对于自己经济安全的担忧，把人们从仇恨和恐惧的政治吸引到团结和保护国内外工人的政治上来。
为全球工人创造更美好的未来
建立一个保障全球为美国市场生产产品的工人权利的法律体系，还不足以将工作岗位带回美国。我们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来为美国人创造良好的就业机会——比如绿色新政，为可持续发展的未来进行重大基础设施投资，或者重新实施类似于1978年《汉弗莱-霍金斯充分就业法案》（Humphrey-Hawkins Full Employment Act）的政策，该法案在被卡特政府彻底废除之前，把保证所有美国人都有工作作为国家的优先事项。一个积极的国际劳工权利议程至少会消除资本外逃的最坏动机。它将确保雇主无论在哪里生产产品，都将受到相同的通用标准的约束。这将激励美国企业把工作机会留在美国。如果他们选择将业务转移到国外，孟加拉国、斯里兰卡或者危地马拉的工人也将有办法让美国公司承担责任。
对于怎样才能让这样一个计划通过，我不抱任何幻想。此前的全球化体系是一个两党合作的项目，比尔·克林顿（BillClinton）总统与共和党人合作通过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奥巴马总统将TPP列为头等大事。然而，随着2016年大选中两党对TPP所显示出的反对，这种情况似乎正在改变。我不相信唐纳德·特朗普（DonaldTrump）和他任命的法官以及国会的共和党人（以及许多民主党人）将会构建和实施一个更加平等的劳工制度。但如果工会证明自己是美国左翼的核心部分，与其他组织和运动就特朗普政府即将实施的暴行达成共识，并拒绝达科塔管道（Dakota Access Pipeline，目前由劳联-产联（AFL-CIO）支持）等分裂性项目，它就可以发起一项运动，在未来塑造一种更加公平的贸易政策。现在是时候利用两党关于抵制新自由主义贸易的新共识了。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制定一个积极的议程，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正日益脱离国家责任框架的背景下，减少工人所遭受的苦难。把选票投给特朗普的工薪阶层选民之所以这么做，部分原因是他们认识到新自由主义并不适合他们。美国左翼必须作出回应，不是向他们最担心的恐惧投降——投入种族主义的怀抱，指责墨西哥和中国的工人们——而是挑战企业为特朗普主义开始站稳脚跟扎根创造条件的议事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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