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ena Dubal教授的文章On Algorithmic Wage Discrimination即将发表在Columbia Law Review，她本人最近也接受了媒体的采访。本文原题Pay Algorithms Make Working in the Gig Economy Feel Like 'Gambling,' Study Says, https://www.vice.com/en/article/dy7mpa/pay-algorithms-make-working-in-the-gig-economy-feel-like-gambling-study-says。因为精力有限，翻译比较粗糙，有兴趣的可以上SSRN阅读论文原文（https://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4331080）
在所谓的零工经济背后，初创公司已经花费数百万美元将工作的性质从结构化的工作时间、薪酬和福利转变为一个由“独立合同工”组成的专门世界，这些独立合同工的老板是算法。根据一篇新论文，由算法任意确定薪酬已经把从事一份工作变成了更像赌博的事情。
2020年，加利福尼亚州选民通过了第22号法案（Prop 22），这项法案规定网约车公司可以将其司机视为独立合同工而不是劳动者。该法律由 Uber、Lyft 和DoorDash提出，以回应2019年州法律和州最高法院的决定，该决定要求公司将其司机重新归类为劳动者，并支付医疗保健、失业保险和其他福利。
相反，这些公司提出了第22号法案，该法案允许这些公司将工人保留为独立合同工，并承诺仅在他们积极运送乘客时适用“最低工资”（司机的平均40%的时间用于等待客户）。Uber、Lyft和 DoorDash 在投票提案上总共花费了2亿美元，使其成为该州历史上最昂贵的竞选活动。在服务业员工国际工会（the Service Employees International Union）提起诉讼后，一名法官于2021年裁定该法律违宪，上诉法院正在对该法律进行辩论。
根据法学学者Veena Dubal的研究（预印本），第22号法案以及华盛顿通过的一项类似法律在法律上规定了不公平的工资制度，这相当于使用不透明算法进行赌博，Dubal称之为“算法的工资歧视”。
不同于传统的工资歧视，即根据某人的性别、种族或其他受保护类别向其支付不同的工资，Dubal将大型网约车公司的薪酬模式与消费者价格歧视进行了比较，即人们为相同的产品支付不同的价格，价格的差异取决于公司认为不同的人愿意支付多少数额。
根据 Dubal的说法，Uber和Lyft在工资方面基本上做着同样的事情：相同的工作支付不同的薪酬，而支付水平取决于公司认为司机能接受的范围。公司通过收集关于司机的数据和通过算法的不透明性来做到这一点，这些决定了司机何时获得乘客以及他们将获得多少报酬。
Dubal写道：“算法工资歧视允许公司以员工不知道的方式个人化和区分工人的工资，以公司希望的方式进行（但公司的作用很小），由系统决定员工可能愿意接受的工资水平。”她补充说，工资是“根据位置、个人行为、需求、供应和其他因素的精细数据，通过不断变化的公式计算出来的。”
在一项结合法学分析和对零工工人的采访的研究中，Dubal的结论是，第22号法案已将工作变成了赌博。从司机的角度来看，每次他们登录App开始工作，他们本质上都是在为工资赌博，因为算法没有提供为什么这些工资数额是现在这个水平的原因。
公司可能使用的一种方法是通过确定司机为了收到车费而愿意等待多长时间。司机不会因闲置时间而获得报酬，但该公司的商业模式却从这种闲置中受益，因为它可以保持高可用性。根据 Dubal的说法，“公司的目标是让尽可能多的司机留在路上，以快速应对乘客需求的波动”，他们有动力“延长向任何一名司机发送订单的间隔时间，只要司机的等待时间不会导致司机结束他们的工作。”
网约车公司使用“奖金”让司机继续行驶在路上，如果他们达到一定的指标，公司就会给他们额外的报酬。但正如Dubal指出的那样，这些公司可以使用他们的算法来增加解锁这些奖金的难度。此外，这些奖金的发放不一致，每个司机取得的金额都不同，网约车公司也没有任何解释。
Dubal采访了一位名叫Domingo的司机，他说他快要达到获取奖金的指标时，订单突然没有了。“为了获得100美元的奖金，我完成了96次中的95次。”他告诉 Dubal。“这是晚上十点钟一个受欢迎的地方。在这个受欢迎的地方，我花了45分钟才得到最后一个订单。算法把奖金从我这里拿走，给了离奖金还差很多订单的司机。”
司机和Dubal都没有证据表明公司有意这样做，但这就是重点：Dubal 认为，系统运行反复无常，公司可以简单地声称他们只是试图使用无法解释的变量来有效地将客户分发给司机。
在某种意义上，这是前FTC主席在2017年提到的口头花招的另一种变体：如果你用“一个叫Bob的人”来代替“算法”，突然间，看起来客观和难以理解的决定就变得似乎是不公平的而且恶意的。
司机还报告了“假热点”，他们得到通知某个特定地点出现了价格上涨，他们出现在那个地点后，看到的是，一旦需求被填满，上调的定价就结束了。一位与 Dubal 交谈的司机说，一名Uber公司的雇员将他拉到一边，建议他不要因为这个原因去追逐热点。
Dubal表示，解决这个问题的最佳方法是监管机构考虑完全禁止使用算法来设定工资，而不是像过去一些人所呼吁的那样，通过诉讼来揭开公司算法的神秘面纱。
但这不是正在发生的事情；相反，这些公司已通过第 22 号法案和其他州的法律将这些做法写入法律，这些法律允许他们将司机视为独立合同工。Dubal 确实表示，这种法律现实与过去的薪酬监管方式背道而驰。即使在最高法院推翻最低工资法的案件中，法院也宣布“法律要求雇主以现金的方式支付、按规定的间隔定期支付、支付所提供服务的价值，甚至以公平的关系来支付从服务中获得利益的程度，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
相比之下，Dubal说：“工人无法知道公司通过算法决定他们的劳动价值是多少，而计算的技术形式使每个人的工资水平不同。”
Dubal认为用算法来设定工资是有害的，因为它促使公司收集大量关于司机的数据，公司从根本上将司机视为技术的消费者而不是员工。
“如果我们禁止这种支付方式……至少在某些情况下，它会抑制对工作的监控，”Dubal告诉Motherboard。她说，自工业革命以来就存在对工人的监控，但用于算法的工资设定的数字监控类型完全处于另一个层面。员工与雇主之间存在不对称的权力关系，因此员工可能会在没有意识到这些数据的用途的情况下签字放弃他们的数据权利：“他们可能不会认为关于我的这些雇佣数据实际上是为了未来的决定而保留的，不仅仅是在这个工作场所 ，而是超越这个工作场所。”
使用算法、“人工智能”和数据来安排工作日程和付款在经济中很普遍，包括医院护士的人员配置和清洁工作。Dubal 建议我们对这些做法进行更大的清理。“这不仅仅是对按需经济的经济损害或按需或零工经济中的不公平，而且实际上是关于改变支付的社会规范，”她告诉 Motherboard。
一次又一次，与Dubal交谈的司机将薪酬计划等同于赌博，一位司机宣称这很像赌场，“公司总是赢家。” 一些人甚至为因为这个原因而继续从事这项工作表示羞愧。
如果说这有什么好处的话，那就是网约车公司对司机如此不透明和不公平，这激怒了他们中的许多人，并促使他们组织起来。正如一位名叫Dietrich的司机告诉Dubal的那样，“[这是] 持续的认知失调。你是自由的，但应用程序控制着你。”
“Dubal教授的论文仍处于草稿阶段是件好事，因为论文关于Uber公司如何向司机提供预先定价（Upfront Fare，叫车时Uber就会根据起终点估算一个费用——译者注）的核心前提是完全错误的。“系统决定司机可能愿意接受的价格，我们的作用足够小，不会为个别司机定制个人价格，”Uber公司发言人在一封电子邮件中告诉 Motherboard。“此外，在计算车费时不考虑司机的种族、民族、Quest 晋升状态、接受率、总收入或之前的行程历史等因素，而且在提供预付费用的情况下，在决定是否值得他们花时间或拒绝请求之前，司机可以确切地看到他们将赚多少钱以及他们将去哪里。在行程中公司不再使用价目表（这个价目表只看时间和距离），这将使Uber公司的定价技术能够更好地考虑多种因素，比如较长的接载乘客的时间以及司机是否将前往一个通常来说需求较低的目的地。”而在本文发表时Lyft没有发表声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