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编译自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于2015年7月17日发表于《纽约时报》的专栏文章，原标题为Liberals and Wages.
饶溪编译。
以下为译文：
希拉里·克林顿在周一发表了她本轮竞选的首个关于经济政策的演讲，改革派对演讲内容总体上表示满意。作为此次演讲的核心思，希拉里认为联邦政府可以也应当利用其影响力，促进工资提高。
然后，保守主义者们（那些忙于弄“班加西”大新闻而无暇顾及演说内容的除外）对希拉里的说法似乎有些厌恶。他们坚信，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证明了，政府本身就是问题，而非解决问题的方案。那么，希拉里这番讲话难道只是为了复辟“史前自由主义（paleoliberalism）[1]”？难道我们不知道政府干预市场秩序会带来可怕的副作用？
不，她不是，我们同样也不知道。
实际上，希拉里的演讲反映了在进行深入的实证考察后，我们对工资定价机制本质理解的重要转变。这种转变思路的主要体现之一是，公共政策可以在尽力帮助劳工的同时闪避“看不见的手”带来的愤怒。
许多经济学家过去认为劳动力市场与其他市场并没有多少不同，即工资率代表的就是对不同劳动的定价，而这个价格完全由供求关系决定。据此，如果大量工人的工资水平出现了滞涨乃至下降，只能说明对他们劳动的需求减少了。
更进一步，这种保守主义的智慧认为收入不均的加剧是由于技术进步造成的，技术进步导致了良好教育的工人更受市场青睐，而蓝领工作的价值则降低了。保守主义认为，政府政策对这种变化趋势基本上无能为力，最多是通过劳动所得税抵扣（earned income tax credit）之类的手段补贴那些低收入工人。
虽然你仍然能经常看到不少评论员援引上述观点，并且认为这就是事实，但实际上，就“技术进步造成劳动需求差异”从而导致工资滞涨这种说法而言，基本上已经站不住脚。最突出的例证是，高等教育不再能够保障收入提高。在调整了通货膨胀的影响后，我们发现，近15年来大学毕业生的收入基本维持不变。
与此同时，我们对工资决定机制的理解也在一场知识革命（intellectual revolution）之后发生了转变。说这是知识革命一点也不算夸张，这种新的理解是由一系列标志性的研究带来的——关于政府调整最低工资之影响的研究。
二十多年前，经济学家David Card 和 Alan Krueger 意识到，在一个州政府提高本州最低工资时，实际上就在进行一场关于周内劳动力市场的实验。最棒的是，这种实验还提供了天然的对照组——没有提高最低工资的临州。两位经济学家将这种洞见应用在了具体的研究下，即观察提高最低工资对快餐行业的影响（这个行业受最低工资政策的影响被认为最显著）。他们这次研究观察的是提高了最低工资的新泽西州和没有变化的宾夕法尼亚州。
在Card 和 Krueger 的这项研究前，包含我自己在内的大多数经济学家都认为，提高最低工资对就业会产生负面影响。而这项研究则发现，如果说有影响的话，只有正面影响。在此之后，不同来源的大量数据都再次证明了这项研究的结果，没有任何证据能够支持提高最低工资减少雇佣位这个结论，至少对像现代美国这么低的最低工资标准来说是这样。
为什么会这样呢？这里有不少的答案，但其中最重要的或许是，劳动力市场与小麦市场之类的其他市场并不相同。因为，劳工是人。正是因为劳工是人，哪怕是对雇主来说，提高劳动报酬都会带来重要的益处：更高的士气、更低的流动率和更高的生产率。这些益处很大程度上抵消了劳动力成本上升的直接影响，最终使得提高最低工资完全不以减少雇佣作为代价。
前述的这场知识革命的直接结论当然是我们应该提高最低工资。但这其中同时还有更广泛的启示：一旦你认真思考我们从最低工资的研究中学到的内容，你就会发言，这种现象不仅仅与低收入的劳动者相关。
雇主总是面临在低工资策略还是高工资策略上做权衡，比如尽可能压低工资同时接受高流动率、低士气的沃尔玛模式和付更高的工资福利同时获得稳定队伍的好市多（Costco）模式。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公共政策能采取包括让工人们更容易团结等各种方法来促使更多的企业选择高工资策略。
希拉里的演讲背后还有很多深意，我想不少评论员也注意到了。对于那些靠抓她和他先生执政时期政策理念差异来制造话题的人来说，我想说，自由主义者在看到新证据时，会据此改变他们的观点。这是一种有趣的体验，保守主义者有机会也应该试一试。
[1] Paleoliberalism一般指比较极端的一种自由主义。这里指希拉里的政策比一般人的人比如他丈夫比尔克林顿或者奥巴马都要更自由派一些。关于希拉里与Paleoliberalism，可参见Hillary Clinton’s new paleoliberalism一文，http://www.vox.com/2015/7/13/8940221/neo-paleo-liberalism
